瓮安事件随着高层的介入，走上回归理性的轨道。死者李树芬入土为安，参与打砸烧的涉案人员被抓，处置不当的该县主要官员该撤的撤了、该换的换了，县里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也正在恢复。这个高潮之后的宁静时刻，用当地一位老者的话说就是：“这几天是瓮安最安全的时候，现在晚上11点后敢出门了。”(《财经》7月4日)

　　当地老者何出此言？为何这个县城在一场波及甚广的群体性冲突之后，居然是最安全的时候？从贵州省政府官方网的一些数字，约略可见当地的治安状况。“省长信箱”针对网友反映后回帖：“经调查，瓮安县2004年共立刑事案件677起，破案350起，破案率为51.7%；盗窃案立396起，破案137起；抢劫案立194起，破案率为39.15%；盗抢案件立案占刑事案件的72.52%，破案率55.42%。”

　　可见，当地治安状况恶劣，人民生活缺乏安全感，城市管理者既无力改变现状，又遇事以冷漠、压制为主，甚至还出现“官黑合流”的个别现象。因而导致了部分群众产生强烈的对立情绪，积怨很深。而此时发生的少女李树芬落水案，不过是点燃稻草的导火索罢了。令人痛心的是，事发之初地方政府的处置方式，实际上助燃了群众的情绪，局面终于不可收拾。

　　少女落水，警察没有积极施救。处理案情，警察简单武断。群众情绪激化，开始游行示威，在长达4个小时里，县政府置之不理。群众与警察发生冲突，警察强力镇压，事件初步平息，县里即定性为恶性暴乱，再度激起民愤。而这些对立的背景，即是长期以来民众郁积的对于地方利益分配不公、官员枉法得不到纾解的民怨。

　　这种官民之间的不和谐，恐怕不止瓮安所独有。特别是在一些资源性主导的县一级行政机构，表现的尤为突出。瓮安县为贵州三大磷矿基地之一，磷、煤储量在全省占有重要地位，煤炭和磷矿等矿权之争，亦是当地利益争夺之源。据当地百姓介绍，黑恶势力与官权勾结入侵当地矿权，亦是普遍现象。

　　官权与黑恶势力的合流，堵塞了民众主张权利的最后一个出口。当然，这实际上也是理性处理此次事件的最佳切口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7月3日的会议上指出，要大力加强队伍建设，对于干部队伍中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害群之马，一个也不能放过，必须坚决查处，并公之于众。石宗源还强调，不能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手段来对待人民群众。否则，岂非咄咄怪事！

　　我以为，瓮安事件走上理性正确的处理轨道，应该始于省委书记石宗源的这番讲话。再也不能漠视人民群众的利益，再也不能无视损害政府信誉基础的行为。对于那些残民以满足自己的欲望的官员，必须毫不迟疑地查处。对于那些以勾结官员自肥、自保的黑恶势力，必须毫不容情地打击。这是执政的底线，也是符合全体人民意愿的治理之道。

　　我还以为，“瓮安事件”应该成为我们今后疏导民怨的一个范本。不仅要借鉴其中成功的经验，更要吸取那些经过实践证明是失策的教训。特别是，要像治理堰塞湖一样，有专门的可行渠道引导民众的情绪，而不是一味高压，一味堵塞，一味欺上瞒下。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，不是用来作为口号而是作为行动指南的。只有真诚地对待人民，这个社会才是真正和谐的社会。 (中国青年报 胡印斌)

　　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近日在贵阳召开瓮安“6·28”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汇报会上说，这次事件，表面的、直接的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，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、移民安置、建筑拆迁等工作中，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，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，一些干部作风粗暴、工作方法简单，甚至随意动用警力。(7月4日新华网)

　　在这段新闻中，石宗源强调，“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”，这起事件看似偶然，实属必然，是迟早都会发生的。笔者以为，如何理解这段省委书记痛彻心扉的表白，是避免今后再次发生类似事件的关键所在。而石书记所列举的各种造成干群矛盾激化的原因，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政府职能偏重于经济建设，公共服务职能严重缺失所造成的。

　　回过头来反思，近年来各地干群矛盾比较尖锐的地方，往往都与开发区建设、城镇改造、建筑拆迁等有一定的联系。而近年来中央宏观调控，三令五申亦难以完全遏止的各地的盲目投资行为，都和地方政府角色的错位有密切的关系。政府的自身定位问题不解决，光抓干部的工作方法和态度，只能锯箭疗伤，难以治本。

　　从现实分析，抛开某些官员乐于与开发商、建筑商打成一片，牟取个人私利不谈，从理解基层干部的角度出发，我们亦应该看到，很多基层干部也确实有些自己被逼无奈的难言之隐。很多经济建设任务，如某路某桥某开发区的完工，经常都是有着硬性指标的。也就是说，相当多的情况下，基层干部面临着上层考核的沉重压力。近日，某省会城市的一位朋友告诉我，该市正在进行所谓“三年大变样”的城市改造，很多临街建筑都面临拆迁，群众意见很大。但市领导很坚决—哪个区的领导有意见，一律就地免职。而在改造建设中，干部们不能不依赖于开发商、建筑商、投资商，这种工作性质和内容必然造成干部与群众的疏远与对立。而一些涉及利益的问题，由于政府本身立场的不中立，往往很难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。

　　从报道的情况看，瓮安县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，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压力可能会更大些。对于一个地区摆脱贫困的努力，我们应该充分理解和支持，但需要指出的是，瓮安县委书记是一个外来干部。对他而言，外有与兄弟县市比较而产生的政绩压力，内无对瓮安县百姓土生土长的那种乡土感情，遇到各种难题很容易就动用警力强压，最终酿成祸端。

　　需要警惕的是，近年来不少地方都在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，但由于无规可循，缺乏公正，造就了一些官商阶层的暴富和失地农民的贫困。社会矛盾越积越多，一旦遇到合适的爆发点，就往往可能被人利用，酿成大患。此时，政府如何来一个漂亮的转身，更好地转变职能，已经是一个考验各级政府官员智慧的必答题。(中国青年报 王淼)